当前焦点!中国“预警机之父”：被两部雷达改变的命运

预警机被誉为中国新时期的“两弹一星”项目，在其中很多关键节点上，都有他独出心裁甚至力排众议的落子布局。

【资料图】

王小谟说，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：研制雷达。

1992年，王小谟从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所长，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。这如同一条分界线，把他的职业生涯一分为二：前半部分研制雷达，后半部分把它“搬”到预警机上去。

预警机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装备，被誉为中国新时期的“两弹一星”项目。作为该项目的领军人物，王小谟是一位公认的“战略科学家”，正是他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独出心裁甚至力排众议的落子布局，使得中国预警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

王小谟的得意门生、中国第一架预警机“空警2000”总设计师陆军曾说，中国有四代预警机人，王小谟院士是第一代，也是他们的“精神领袖”，他确实是一位战略家。陆军自己可以说就是这种战略眼光的证明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，38所刚从贵州三线迁出，迁建资金异常紧缺，王小谟却花了40万巨款从中科大“买”来7个硕士，陆军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《王小谟传》作者之一刘凡君觉得，王小谟的思维方式很特别，让人有些捉摸不透，他不走寻常路，擅长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寻找自己的出路，使之峰回路转。

2023年3月6日，84岁的“预警机之父”王小谟在北京去世。

王小谟院士。图/中新

两部雷达改变的命运

刘凡君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结缘“383雷达”改变了王小谟的命运。

1972年，王小谟被38所任命为383雷达总设计师。383雷达是一种新型的三坐标雷达，在此之前中国装备的雷达基本都是二坐标的，只能测方位和距离，不能测高度。

然而等王小谟带着人将雷达研制出来，外面却已是换了人间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外交流合作密切。许多人对贵州三线山沟沟里搞出来的383雷达产生了怀疑，主张直接购买美国的AN/TPS-43雷达。而383雷达也确实面临着威力不足等许多问题。在空军雷达部门的支持下，上级同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

1979年底，改进后的383雷达被运到武汉测试。雷达探测距离能不能达到200公里，将决定它的命运。

测试并不顺利。好的时候探测距离超过了250公里，坏的时候却不到200公里。他们不断地调试，每个部件都拆开来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反反复复进行了三个月，但有时候雷达屏幕上就是看不到飞机。

王小谟感到快“黔驴技穷”了。38所一千多人在贵州山区埋头干了七年就搞出这一个产品，如果失败了，38所可能就完了。最绝望的时候，王小谟甚至想过跳进长江一了百了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问题终于找到了。原来，雷达的接收机和发射机在同一个频率，发射机所用管子的频率会随着开机温度的变化而变化，接收机在单独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的，但在与发射机共同工作时，12路接收机之间会产生时有时无的轻微干扰，导致雷达的表现时好时坏。

解决了这个问题后，383雷达的命运峰回路转，1984年通过国家设计定型，装备部队。1985年，“383三坐标引导雷达”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，王小谟在受奖人员中排名第一。

此后，王小谟又搞出了另一部标志性雷达：JY-9。

1985年，38所迁建合肥获得批复。这年底，47岁的王小谟被任命为所长。迁建总投资2800万，38所需要自筹700万，实际投入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，这对于年收入不到1200万的38所来说是巨大压力。摆在王小谟面前的，只有发展出口装备创汇这条出路。

1987年11月，38所随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赴埃及参加开罗国际防务展，带去了JY-8、JY-9和JY-10三款雷达，其中两款是成熟产品，JY-9却是一款只有草图的“纸上雷达”。但偏偏埃及就对这款纸上雷达发生了强烈兴趣。

就在当年5月，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轻型飞机长驱直入，突破了强大的苏联雷达防空网，成功着陆莫斯科红场，世界为之震惊。除了各种阴错阳差的巧合，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鲁斯特采用的是超低空飞行。此后，国际上迅速掀起研制和采购低空雷达的热潮。让埃及产生兴趣的JY-9，就是一款中低空兼顾雷达。

不久，埃及致函中方，将在三个月后派团来实地考察JY-9。这一消息让38所炸了锅：考察团要来了，可是雷达在哪里呢？

王小谟迅速组建了一支研制团队，并亲自动手把工作计划改为精确到天。为了加快进度，他预先支付了一笔钱给合作厂家的一线人员。考察团来时，先被安排在北京游览两天，又被盛情邀请去桂林山水观光三天。这样，终于赶在考察团到38所的头天夜里，匆匆架设好的雷达上总算出现了回波。

此后，JY-9又经历了多次起死回生的戏剧性波折。在埃及接受660小时可靠性考核时，中方所有工作人员甚至齐上阵，在沙漠中端盆提桶，给风扇停止工作的油机降温。1992年，改进型的JY-9A终于通过验收，还在埃及参加了埃及和美国的联合军演，在美、英、法的20余部雷达中综合得分位列第二，抗干扰能力尤其抢眼，成为国际知名的低空雷达。

之后，38所终于拿到了来自埃及的批量订购合同，还接到了来自津巴布韦和泰国等国的订单，先后成功出口了13部JY-9A雷达，创汇超过2900万美元。从90年代初起，JY-9系列装备中国军队。

1995年，JY-9雷达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王小谟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。这一年，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“圆环工程”

1992年2月，就在JY-9A终于在埃及通过考验之时，54岁的王小谟告别了38所，被任命为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。

他履新之时，正是国内反思海湾战争、发展军事电子技术的关键时刻。

1991年1月17日，“沙漠风暴”行动拉开序幕，自称“世界第四”的地区军事强国伊拉克仅仅42天就遭到惨败。这场战争使得现代战争的作战思想、作战样式和指挥方式等都发挥了颠覆性变化。

这年6月，中央军委连续三次召开关于海湾战争的专题座谈会，江泽民全程出席。他指出，在电子技术方面，我们跟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，而是越来越大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国防科技搞上去。

海湾战争中，多国部队的预警机E-3A、E-2C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每天都有四五架预警机在空中24小时执勤，平均每天指挥2240架次飞机。伊拉克被击落的39架飞机中，有37架由预警机指挥击落。海湾战争一结束，很多国家都在谋求装备预警机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都在迅速行动。因为在现代战争中，如果没有预警机，等于将制空权拱手让人。

1992年7月，中电总公司军工局召开了预警机任务专家研讨会。会上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。空军方面急于解决一线需求，希望直接向国外采购装备；以王小谟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则主张自主研制。

中方与英国方面进行了接触，又实地考察了以色列和俄罗斯的预警机装备。之后中央决定两条腿走路：军队可引进英国的货架产品以应急需，工业部门可引进以色列装备以解决发展。

以色列研制的FHALCON（中文称“费尔康”）是世界上第一部采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，1993年才首次亮相巴黎航展，综合性能超过美国70年代末开始服役的E-3A预警机。美国的E-3A是无源相控阵，而以色列的费尔康则采用有源相控阵。

王小谟的博士生、出口型预警机ZDK03的副总设计师曹晨在所著《预警机：信息化战争的空中帅府》中描述，有源相控阵就像蜻蜓的复眼，它拥有多个T/R组件（即收/发组件），每一个组件既是一个小的发射机，也是一个小的接收机，实际上就是一部小雷达。它的总功率由每一个T/R组件合成，因此功率更大，可以用来反隐身。且由于T/R组件数量众多，如果一小撮“非战斗减员”，对雷达的功能也无大碍，而无源相控阵雷达和非相控阵传统雷达的发射机只有一个，如果坏了，就立即“game over”了。复眼还有一个秘密，就是它可以分别看远看近，T/R组件也可以分组实现类似功能。

1993年3月，中以在北京会谈，共同研究预警机设计方案。费尔康性能领先，但以方为中方量身定制的引进方案只能算“中规中矩”，它只能进行260度扫描，存在很大盲区。

在此基础上，王小谟提出了一个思考已久的独特技术方案，即D3方案。这个方案以俄罗斯的伊尔-76作为载机，采用世界上最大的背负式天线，通过架高雷达天线减小了飞机尾翼对天线波束的阻挡，可实现360度全方位覆盖。

7月，王小谟调任电子工业部预研局局长兼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，全力投入预警机研制。他说，自己是搞总体设计出身的，现在这个总体设计的平台更大了，“归根到底我就是个工程师”。

这时，中方与以方已就D3方案达成共识，但价格却迟迟谈不拢。直到1996年，以方第7次报价后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。这年4月，王小谟代表中方与以方签订了合同，称为圆环工程，又称“16号工程”。王小谟担任了圆环工程总设计师，兼圆环工程办公室主任。

“反设计”

刘凡君说，“反设计”是王小谟在圆环工程中写下的最精彩的一笔。

王小谟认为，中国早晚得自己搞预警机，第一架可以买，但第二架再买就危险了，所以从第一架开始就要跟着做，要搞同步研制。他主张，中方不但出钱还要出力，分担得越多越好。但当时预警机研制的经费大部分都给了以方，国内只有很少的配套研究经费。一些人不同意他的主张，认为中方吃亏了。

但国防科工委领导很支持他的工作。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、总装备部副部长陈丹淮曾说，当时有一个基本思路，就是相信工业部门，既然选定了王小谟当总设计师，肯定要配合他的工作，但“还有一条，就是不干预他的工作”。王小谟曾回忆，要怎么干，自己说了就真的算数。

在王小谟的坚持下，中方派出了一个由现场管理小组和在岗培训人员组成的驻外团组。他还主动争取到帮以方加工天线罩和T/R组件外壳。他的想法是，如果要让我做，你就得把尺寸给我，不然人家凭啥给你？

刚开始生产T/R组件外壳时，中国产品被以方以“倒角弧度不合格”为由退回，改后又再次被退回。因为当时国内做侧角都是由工人拿着铣刀手工铣削而成，从不标注弧度与公差，做出来的产品差异较大。一个盒子都要做三次，一些人很气愤，认为这是以方在吹毛求疵，王小谟却要求必须改到以方完全认可、验收通过为止。果然，按要求重做后，通电参数就合格了，大家都服气了。

他们一共做了500套T/R组件外壳。手工铣削而成的大小不一的倒角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分毫不差的标准化倒角。王小谟感慨，大家对规范的尊重是被以色列人每天“骂”出来的。

王小谟在国内搭建了一个完整的设计班子，各研究所都积极配合，给少量的材料费就愿意干。国家计委也大力支持，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亚洲最大的暗室、最大的热压罐、无尘生产车间以及T/R生产线等。王小谟说，这等于是有了一个预警机研制的“备胎”计划。

1998年，王小谟获知两个俄罗斯“个体户”要出售一架伊尔-76飞机，只要80万人民币。他没有请示任何人，一天之内就拍板作出了决策。经多方协调，2000年4月这架飞机运抵科研基地。从此，预警机同步研制有了自己的载机平台。

2000年7月，迫于美国压力，以色列向中国政府提出终止圆环工程合同。2002年3月，王小谟作为中方总设计师，最后一次踏上以色列国土，进行终止合同谈判。以方对中方进行了经济赔偿。

圆环工程画上了句号。虽然这个“圆环”并不圆满，但王小谟认为，合同整体上是成功的。队伍、技术、保障条件都已基本形成，同步研制的样机已完成了80%的工作量。

合同终止后，重大分歧又出现了。一些人倾向于与俄罗斯合作研制预警机，但王小谟认为，这种技术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。他代表电子工业部先后八次向总装备部汇报，又向国防科工委作了汇报。有一次说到伤心处，他哭了起来。最终，上级部门在实地考察了他们的研制基地后，决定支持预警机的自主研制。

2000年12月，“空警2000”国产预警机正式立项，成为举国之力推进的重点工程。

王小谟无疑是担任“空警2000”总设计师最合适的人选，但他觉得应该由年轻人来担纲，这个人一要干过某型号的总设计师，懂业务；二要担任过研究所副所长以上职务，懂管理；三要不超过40岁。在他的建议下，时任38所副所长、年仅36岁的陆军被任命为空警2000总设计师（空警2000采取双总设计师，还有一位总师来自航空部门）。

圆环工程合同撤销仅一年后，“空警2000”样机试制成功。

在王小谟的规划里，预警机研制分三条线，一条是空警2000这样的大型预警机，一条是空警200这样的小型预警机，还有一条是出口型预警机。在空警2000和空警200立项后，所有的研发力量都投入了其中，已退居二线的王小谟又自任总设计师，组建了一支刚毕业的研究生加退休研究人员的“老头加娃娃”的队伍，称为“021工程”。2005年，预警机ZDK03研制成功，之后出口巴基斯坦，成为巴基斯坦预警机的主力机型。

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，空警2000、空警200两型预警机作为领航战机引领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，这是中国预警机的第一次公开亮相。

“魔鬼”

2013年1月，王小谟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当时国家准备宣传一批重点项目，预警机是重中之重。《军工文化》杂志主编姚远和重庆作家刘凡君接下了这项工作。

对王小谟的采访始于2013年“五一”节后。王小谟邀请他们一道驱车前往驻京某雷达基地，实地去感受一下383三坐标雷达。

到了雷达基地，欢迎仪式简朴而又隆重，一排排雷达兵战士整齐列队等待王小谟的检阅。部队首长得知他要来基地，连夜把已经退役的383雷达从库房拖出并组装运转起来。

王小谟不顾劝阻执意爬上雷达车，给姚远和刘凡君介绍雷达的各种性能：“这就是阵面，这是仪表盘，这是终端系统……”看着他抚摸雷达的样子，刘凡君觉得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想象出他对雷达的感情。

在刘凡君眼里，王小谟是一位很有气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，但出了办公室就是一位很爱笑的寻常老人。

那时已76 岁的王小谟每天在单位与家之间来回奔波，他依旧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睡前看看书，写写东西，上网查资料或者网购。

他的学生和同事都觉得他是一个实干家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办不成的，哪怕是地下有一个洞他也有办法给补上。

早年在贵州，他得了个“魔鬼”的绰号。“魔”和“谟”谐音，“鬼”则是因为他“鬼点子”特别多。他能自造“干打垒”房子，能养鸡种地，会自制蜂窝煤，自垒节能灶，甚至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。他做菜的水平在38所也是出了名的。

他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等历史类书籍。在38所从贵州山区迁往合肥时，当地农民因生计受到影响加以阻拦，王小谟就唱了一出“空城计”，趁过春节时搬迁。

他还违规给合肥新址的职工宿舍安装了暖气，开通了24小时热水。在贵州时，大家一到冬天就冷得只想窝在被窝里，他相信装了暖气能提高工作效率。他写了多份检讨放在抽屉里，谁来兴师问罪就给谁一份。那时候38所是传说中“有暖气的单位”，这也成了招聘时他们的一项竞争力。

王小谟讲起出国的往事饶有兴趣。为了推销雷达产品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，他先后出国50多次。他去得最多的国家是以色列，去了13次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聪明的民族，在工程管理方面很有特色，让中方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他觉得俄罗斯的总体设计思想值得中国学习。先进的性能和指标不完全是用最好的元器件堆起来的，总体设计师的本事是用同样的元器件设计出更好的系统。

王小谟经常发起设计师系统工作会议，参会的设计师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。他敢把重要的方案设计或技术组织工作交给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人。几乎每次重要的方案评审，他都让年轻人去主讲。

他培养年轻人有一个“五年法则”。他认为，对年轻人必须要放手使用，不要怕给他们压担子，在参加工作的五年之内就要让他们承担一些重要任务，使得他们被逼出真本事，或者知难而退，及时做出新的职业规划。如果一个年轻人五年内不让他历练的话，那就等于放任他自废武功。

一批年轻人得以迅速成长。他的博士生曹晨被任命为出口型预警机的常务副总设计师时，还不到30岁。

王小谟一直认为自己不是科学家，只是工程师。他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总结了两条经验：一要有说服别人按你的想法做事的水平，二要谦虚不争功。

刘凡君觉得，王小谟的乐观豁达很有感染力。2006年，在出口型预警机研制的关键时刻，他遭遇车祸，愈后又被确诊为淋巴癌，但他自始至终都非常坦然，在病房里拉京胡，与同事讨论工作，半年后痊愈。

他曾经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到70岁以后不再工作，找一帮老票友组织个京剧社。后来说，看来只能等80岁以后了。

2013年11月，姚远和刘凡君合著的报告文学《逐梦之旅》完稿。不久，中国工程院准备组织撰写王小谟院士传记，经工程院科学道德处处长吴晓东推荐，两人接下了任务，2015年《王小谟传》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。此后，他们又合作完成了电视连续剧《遥指苍穹》的脚本，完成了“预警机三部曲”。

王小谟曾说，希望有一天能坐在家里沙发上看电视剧《遥指苍穹》的播出，让更多人了解预警机研制背后的故事。但这个项目由于新冠疫情而推迟，他终究没能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播出。

他说，自己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，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，去的是自己想去的地方，也得到了足够多的荣誉，该知足了。

（本文参考了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所著《逐梦苍穹——王小谟院士的科技报国之路》和姚远、刘凡君所著《王小谟传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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